【四十年之约:生于1978的华理人】 龚学庆:十年修身律己,一朝海外归来

【四十年之约:生于1978的华理人】 龚学庆:十年修身律己,一朝海外归来


1978年出生的龚学庆老师,乘着改革开放的“知识列车”,从安徽走到上海,从英国走到美国,求学路上修身律己,一朝海外归来服务国家科研事业;他是华东理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也一直是学生口中的暖男,更是求真求实的科研工作者。


 龚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生于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中小学的学习经历?请问您当时的学习生活和现在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龚学庆:我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78年,今年刚好四十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可以说是幸运的一代。在我的记忆里,儿时读书的时光是美好快乐的。小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门口的小学读书,因为父母上班较忙,每天都是我自己步行十几分钟上下学。每天的必经之路是要穿过一个菜市场,走过两条马路街道,路过一些住宅区,在这个时间段,我可以看到许多课本以外的生活现象——菜市场里鸡鸭鹅的叫声、沿街商贩的吆喝声、十字路口交警指挥交通的繁忙身影、小区里大爷大妈楼下乘凉的身影等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场景,但让我从小就对社会生活有了很深的直观感受,提高了我对具体生活现象的认知能力,这是我小学读书阶段最难忘的生活体验。


  我小学的读书成绩还可以,但是刚开始的自控能力比较差,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经常不做作业,第二天抄其他同学的作业,还模仿家长的笔迹在试卷上签字,是一个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那时候放学比较早,父母都没有下班,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比较贪玩,经常去家门口的游戏厅玩小游戏。有一次因为玩得入迷,忘记了时间,正好我爸下班经过游戏厅,他不经意地抬头,就和我四目相对了,回到家,我免不了挨一顿臭骂。事情虽小,但让我逐步学会了适度地掌控自己的游戏时间,不能过于沉溺,要学会自控和合理安排时间。到了五年级左右,用我爸的话形容就是“慢慢开窍了”,当时的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智商还可以。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比较好,在班上总能排到前5名。课上,老师经常会提一些难度较大的应用题让大家抢答,我们现在称之为“口奥”,基本上是一张卷子中最难的几道题。老师一报完题目,我不需要打草稿,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反应速度很快。现在回过头想,当时大人口中的“开窍”,大概是指我的自主学习意识显著提高了。我能够自己把事情琢磨透,尽力把事情做好,考得好成绩,获得一定的赞美、荣誉、他人的欣赏,甚至是同龄异性之间的倾慕,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开窍”。


  到了初中,我的成绩波动很大。期中考试的时候,班级里50多个学生,我的成绩有时会滑落到30多名,我爸就会把我骂一顿。然后,我就开始总结自己哪里没考好,哪一科玩的时间多了,哪一科知识点没搞清楚等等,对自己进行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之后,就会有针对性地学习。往往期末考试时就能把成绩追上来,排到班里12名左右,但当时的我很清楚,前几名同学的成绩我是永远赶不上的。班上第1名的同学,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家里房子太小,没办法给他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他爸就把我们学校门口保安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借了下来,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安心学习。我去参观过一次,他的屋子里面堆满了书和保健品,非常拼命地学习。正如那句话所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聪明的人还比你努力。”所以,在我当时的目标里,不和聪明又努力的同学PK。


  总的来说,读书阶段,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成绩说得过去即可。有的同学作业上遇到难题时,还会来问我。我觉得这种状态刚刚好,压力不大,又有适当的成就感,期末考试成绩还可以,父母满意,春节、寒暑假时大家都轻松,挺好的。现在想来,成绩波动的现象可能是我在学习和娱乐之间寻找平衡的一个过程,即逐步提高自己合理分布时间的能力。到了初三,临近中考,我心里估算了一下,以自己的学习状态和水平,考安徽省最好的省重点“合肥一中”,太有难度。但考另外一所省重点“合肥六中”,还是有希望的,而且合肥六中离我家非常近,步行10分钟就到了,因此,我把中考目标定在了合肥六中。这么多年了,我都记得很清楚,那年中考我的分数是471分,六中分数线是464分,一中分数线是481分,我刚好卡在中间,可见对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


学习之外,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到了寒暑假,父母都去上班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无非是看看电视,但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等到再长大一些,父母开始给我零花钱,我就会去租录像带回家放。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90年代是港产片的高产时代,周星驰、成龙、李小龙等影视人物在大陆比较受欢迎,“四大天王”、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歌星也非常流行,经典的电影、音乐作品出来一两天就立刻风靡全国。那一时期,我哥恰好在珠海,他带回了当时内地还不是很常见的随身听。课余时间,我就会自己省钱买磁带听。此外,我们家都是体育赛事迷,当时的世界杯、亚运会、各种锦标赛等,我都是一场不落地坐在电视跟前看完的。可以说,学习之余,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至极,不光是我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想精神生活都是充盈的。


  到了高中,我的成绩基本稳定在班级前5名。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学校离家很近,父母随时都可以看得到,我没办法瞎玩;其次,高中以后,数学、物理这些学科的难度明显提高了,男生在逻辑思维上的优势得以显现;再者,男生在体力上也有优势,能够更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特别是高考冲刺阶段,我们几乎是凌晨3点钟睡觉,早上6点钟起床。高三的时候,我们班的第一名总是一位女生,她一直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位置。到了下学期,快要高考的时候,她的成绩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高考成绩出来后,她还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记得她查高考成绩的时候,紧张得不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电话查成绩,她紧张得如何拨打电话都不知道了。结果是我帮她查的分数——636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由衷地佩服她。我的高考成绩和平常模拟考试相差无几,没有太大的波动,600分左右。

“我把自习室的板凳坐坏了”


  龚老师,您的中小学成绩很优秀,请问您对化学专业一直很感兴趣吗?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请您和我们分享本科期间一些难忘的读书、生活经历。

  龚学庆: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化学,中考时,物理、化学是一张综合考卷,我的物理扣了2分,化学满分。高考的时候,我的化学成绩考得不是特别好,当时的我还没有摸清化学的学习技巧。其实,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学习阶段,化学的学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记知识点,可我一直把它当作纯理科看待,用逻辑思维去理解,学习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坦白地讲,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我对化学的学习兴趣都不是很浓,后来之所以能够到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并以化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实际上是博弈的结果。


  1996年,我参加高考,刚刚已经提到,高考成绩是600分左右,分数不是很高。之所以报考交大,是因为我哥的本科同学在交大读研究生,他觉得交大的上升势头不错,上一年的录取分数线是550分左右,我的成绩上交大应该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在他的推荐下,我报了交大。然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我的分数和交大在安徽省的录取线相差无几。录取分数线比往年足足高出了50分,为什么呢?1996年5月,交大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年校庆,一下子就把名气打响了,大家都纷纷报考,报考的人多了,分数线自然也就高了。在选专业的时候,结合1995年的录取分数,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信息与控制专业”,是交大的强势专业,第二志愿才报了化学,当时叫“应用化学系”。1998年,交大合并了上海市化工研究院,成立了化学化工学院,我们应用化学系就隶属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专业并不符合我心中最理想的期望,但我也并没有觉得非如何不可。我想着,顺其自然地走下去,未免是一件坏事。


  当时,交大的化学专业招生规模很小,一年招4个班,2个高分子班,1个精细化工班,1个电化学班,总共招收80多人,我们精细化工班才20个人左右。本科的时候,我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模范生,但一开始并不是如此。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以为上了大学就不需要很努力地念书了,大一上学期经常参加文体活动,和同学们一起看看电影、打球。哪知道,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高等代数》只考了44分,打击不小。当时的我以为学高数就和初高中学数学的方法一样,听听课、做做题目就足矣,老师讲课我能听懂,课后习题也能做对,但一到考试就不行了。当时我哥也在上海,他帮我分析了一下,觉得还是我的做题量不够。于是,他去交大本部边上的书店,给我买了一本高数习题集,之后,我便开始疯狂刷题。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预估自己能够考80分以上,结果考了88分,终于把高数成绩补救回来。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刷高数习题占用的学习时间太多,另一门需要记忆的课程——《中国革命史》,挂科了。这是一门必修课,可以补考,但大四就不能直接保研了,对我自己后续的发展影响挺大。经过一次挂科,我明白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轻松。身边的同学都是踏过千军万马,通过独木桥才来到这里,个个都是学习的高手,要想在水平相当的同学中名列前茅,按照我的资质,只能不断地努力学习。


  和中学时期的学习状态一样,一周7天时间,只要没有课,我肯定待在自习室,只在周五晚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的校区在闵行区东川路,那时候,闵行还是“闵大荒”,没有地铁5号线,公交车都很少,也没有网吧,电脑都很少见。大约到了大三的时候,一个寝室里可能会有一个同学买了电脑,还不能联网。所以,周五晚上的娱乐,无非是借个碟片来看,学校放电影的话,就看场电影,或是躺在床上纯粹地听听歌。我们精细化工班学风比较好,同学们的作息时间大同小异。有时候,我不禁在想,这么拼命地学习是为何?那些平时看起来学习并不是很用功的同学,他们的成绩只比我低一两名而已。


  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导致我们需要抢自习室的座位。我经常会在挑一个环境好,人不多、课也不多的教室,在固定的位置上学习,在那个位置上,我一直坐到大三。最后一年,那个位置上的折叠椅子因日日磨损,板凳的轴松了,我一起身,板凳的板子就掉了下来。因为经常泡在自习室,对其他学院优秀的学长、学姐也比较熟悉。毕业典礼上,每每看到台上发言的学长、学姐,我总会想到,他们常在的自习室和常坐的位置(编者注:那时交大的毕业典礼,要求全体在校师生一并参加)。在许多学习交流分享会上,那些分享自己学习心得、就业经验的学长、学姐,往往是在自习室出现频率很高的学生。可以说,交大的整体学风非常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坚持刻苦学习,一直到大四毕业。

巨人海岸离我既近又远


  您的学霸生活真的让我们钦佩不已,2000年,您大学毕业,进入了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让更多中国学生能有机会出国读书,您在2001年开始了长达6年的国外求学生活,请您和我们讲讲其中的一二故事。

  龚学庆:2000年6月,我顺利从交大毕业。但因为之前有挂科记录,后来的成绩即使很好,也不能参加保研,很遗憾。即使如此,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找工作。2000年前后,正是互联网经济第一轮兴起的时候,当时交大毕业的学生,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学历,在上海的就业市场上非常抢手。就业季时,辅导员给我们打气,讲了一个故事:上海某高校开大型招聘会,交大师生坐着大巴车参加招聘,结果路上堵车,到会场的时候有点晚了,每个柜台前已经围满了学生。结果,交大的老师大喊一声说:“交大的学生来了!”各个柜台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就说:“交大的学生来了,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当时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几乎都进了大企业,公司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至于我自己,家人都劝我考研,尤其是我哥,他比我大十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教给我很多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毕业前,因为不能保研,我也没有准备考研,就打算出国,在学校的时候就自学英语,考了托福和GRE,但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大四毕业以后,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安徽。回到家我也没有找工作,而是报了新东方英语课程,准备了4个月的英语考试。年底的时候,我把托福和GRE都重新考了一遍,终于取得很高的成绩。在选择出国地区时,我的第一选择是美国。但是,2000年,美国经历了“911”事件,此后想拿到美国的签证难度很大,况且美国排名前50的学校,只有拿到全奖才能进去,简直上难上加难。一直到2001年6、7月份,我还在家里呆着,申请学校的结果也不理想,心想可能又要在家混一年了。


  这时候,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黄德音老师,把我引荐给他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时带过的学生。这位学生自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做讲师,他就是我随后在英国读博士时的导师——胡培君老师。当年,胡老师回国休假,黄老师牵线后,我就和胡老师聊了聊,就这样,我确定去英国跟随胡老师读博士。后来我问黄老师,怎么知道我想出国呢?他说,我那时做毕业论文时,在实验室里早出晚归,他觉得我很勤奋,对我印象深刻,又看到我总是拿着一台收音机听英语,他就肯定我有出国的打算。


去英国读书,我的科研方向是计算化学。简单来说,就是在电脑里面用程序去模拟材料间的反应过程,以及材料表面的吸附、迁移等化学过程。英国的硕士仅一年学制,时间很短,大家基本上本科毕业过去就直接读博士,比较节省时间。英国的博士时间也很短,只有三年时间,博士期间没有课程,不需要修学分,但会有讲座,需要完成一些报告。在英国读书的状态和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一样,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天早出晚归,在实验室里面泡着,晚上十一点多回到住所休息,空闲的时候就去学校的健身房跑跑步‍。读博期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出去玩,为数不多的出去机会是参加学术会议,一次是伯明翰,一次是利物浦。北爱尔兰有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巨人海岸”,读书期间,我一次都没去过,直到去年参加学术会议,我才第一次去。因为比较用功,我的博士课题用了2年出头的时间就做完了。在博士最后的大半年里,我基本是在申请美国的博士后。


  因为一直待在学校里,与其他英国人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里,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非常友好。2000年前后,在英国读书的中国人不是很多,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中国的各方面都了解不深。在当时的BBC新闻里,看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发展的消息,也看不到和中国相关的其他报道。有一次,BBC的节目讲了一群英国退休老太太跟着旅游团到中国玩,他们去了长城。我心想,挺好的,可以有机会欣赏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看完之后,我受到很大的冲击。摄影师的拍摄视角一律是45度朝下,一昧地关注英国老太太们在中国买的特色的旅游鞋——塑料凉鞋。在整个播放画面中,观众无法欣赏到八达岭长城蜿蜒壮阔的波浪型城墙,只能看到这群老太太穿着塑料凉鞋,在土堆上面走来走去,仅此而已。所以,当时中国给英国民众的刻板印象,可能还是与世界发展脱轨的状态。在BBC的很多纪录片里,一旦涉及中国有关的主题,必定是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故事,如清朝灭亡、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虽是客观记录,不做任何主观评价,但在选取题材和角度时,已经带上创作者的评判了。


  申请美国博士后的情况,与本科毕业时的申请结果完全相反,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容易许多。第一轮,我投递出去20多封申请信,中午发信,晚上offer就来了。就这样,我先后申请30多所学校,最后收到14个offer,选择了爱因斯坦待过的普林斯顿大学。


2004年,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仍是利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多相催化反应和催化剂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一样,都在小城镇上,校区不大,位置好,交通方便。唯一不同的是,因为住的地方距离学校有一段乡间小路,晚上时常有鹿、狼、熊等动物出没,去了半年,我就买了一辆马力很大的汽车,方便出行。其他方面,还是和之前一样,踏实学习,生活规律。

“我是坚决要回国的”


  自2001年出国,您在国外待了多年,有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发展?最后,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来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龚学庆: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生活,我在国外读书的这几年,一直待在中小城市读书生活,在生活质量上和国内没有本质区别,并没有感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甚至2000年以后,国内物质文化迅速繁荣,国外不一定比国内好,甚至有时觉得在国外有些不方便,所以我是坚决要回国的。


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和80年代刚走出去的那一批留学生不同,我们在国外的读书生活相较国内,差距已经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胡培君老师给我们讲了他在80年代出去留学的经历。1987年,他刚到英国剑桥读书的时候,英国有一家百货公司叫做ARGOS,这家商场不设展柜,只将所有商品印在一本2000多页的册子里,供客人挑选。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胡老师感到十分震撼,要知道,他们刚刚经历过计划经济,突然看到西方市场经济的这么多商品,对比和冲击十分强烈。我们家有一个亲戚,80年代去澳大利亚访学,当时他帮当地人修剪院子里的草坪,修剪一次草坪的工钱抵得上他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可见差距非常大。我们出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强烈对比了,特别是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已经是2007年了,国内的发展更上了一个台阶。如今,我们便利的网上购物、快捷的物流、四通八达的高铁、高端大气的人工智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乃至国外优秀的人才来中国发展。


能够来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是一种“机缘”。这离不开我的博士生导师胡老师的大力推荐。2007年,华东理工大学在化学催化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卢冠忠老师。卢老师认为理论计算对工业催化研究很有帮助,于是他邀请胡老师来华理担任客座教授。客座教授有时间要求,卢老师希望有一位全职教师来担当,胡老师就向他推荐了我。那时候,上海还没有任何人才引进计划,多亏卢冠忠老师的鼎立推荐,为我争取到了教授职称,所以我一进学校,就是教授职称。2007年6月,我从美国回来,顺利办理入职、落户等一系列事宜。2008年6月,评上了博导。


学生不是特种兵


  您评上教授和博导时,才30岁左右,是当时华理最年轻的教授、博导之一,您的学生亲切地称您为“暖男”“绅士”,请问您在教育和培养学生时,有哪些理念和心得?

  龚学庆:进入学校至今,我带了二十几位硕士生,十多位博士生。每个导师都有自己教育学生的风格,我个人在学生阶段属于自觉型学生,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自觉学习,我不太愿意给学生设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我不希望在老师的高压下,把每个学生变成特种兵,学生的发展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从懵懂发展到自我提升的过程。有一个博士生在毕业感言中写道,“初初来到龚老师的课题组,还处于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感觉自己和周围人没有太大区别,有时候也会害羞,也会迷失方向,但经过几年的博士学习,通过发文章、做报告、和国内外同行交流,渐渐做出一些让自己满意的成果来。”他从博士生训练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满足感、成就感和提升感,并自我感觉良好,这才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努力奋斗的真正动因。


  2008年,我开始给本科生上课,当时上的是《结构化学》,是一门比较难的专业课。当自己由学生身份转换为老师身份,才能深刻感受到学生时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尽管《化学结构》这门课比较难,但优秀的学生依旧能够通过自己课下的努力,弥补不足,取得很高的分数。


  2010年您入选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17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事材料化学研究数年,您已取得累累硕果,请您谈谈对华理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龚学庆:从学校发展的长远来看,引进急缺人才是最便捷的发展途径。如果已有人才中是学校急需的,那学校应该给这些青年才俊多提供好的发展平台,让年轻教师少一些后顾之忧,多一些科研成果。此外,学校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要依托好已经形成的学科特色,将自己的优势学科做大做强,主动了解和紧跟最新科研潮流,积极引进国际知名专家的学生,培养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引领世界潮流。旧有技术可能可以帮助你一直维持在某一个领域的霸主地位,但如果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当老的行业弱化甚至消失了之后,霸主地位将不复存在。作为学校发展建设的一份子,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努力配合学校的政策落实,希望能把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做到更高、更好、更强。

个人简介

  龚学庆,安徽人合肥人,1978年出生,理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工业催化研究所、计算化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利用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进行材料、表面科学以及催化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2000年7月获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学士学位;2001-2004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化学院攻读物理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11月-2007年6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6月回国以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正教授,2008年升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华东理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导之一。2010年入选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入选国家自然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2014年入选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2015年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17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2018年入选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目前已发表SCI论文100余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5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1项,作为骨干参与国家“973”项目3项,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1项。